文/沈宏非
我有过一个不大好意思向别人谈起的嗜好，就是酷爱国产劣质电视连续剧。
我喜欢，是因为它们对他人生活的想象让我乐不可支。这里面包括城市人对乡村的想象，乡下人对城市的想象，廉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想象。至于戴锦华教授提到的那种充斥在全国不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之中的“所谓‘商战’故事”之所以深得吾心，则是因其“显然在以不甚姻熟得法的方式，展示着中产阶级或曰新富阶级的日常生活情境与魅力。”
后来我放弃了电视，因为我发现了一种更健康更有效率同时娱乐性丝毫不减的途径，就是阅读时尚杂志和对于时尚杂志的批评。
在法兰克福学派被介绍到中国之前，我们只有广告以及主流媒体对于时尚的一般性叙述。好几年前，我在《北京青年报》读到一篇关于“亚洲中产阶级”的时尚生活方式的报导：那个驾驶着奔驰或BMW中产男人在香港中环一下车，即径入了一家高级时装店，为了给自己身上的那件“佐丹奴”西服和脚上的“老人头”皮鞋配套，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买下了几件皮尔·卡丹衬衣，临走前，还顺手买了一打“金利来”领带。
每一次经过中环，我就会想到那个“亚洲中产男人”并巨偷偷地乐上一乐：第一，香港（尤其是中环一带）穿着皮尔卡丹或金利来的男人不多，奔驰或BMW就比较常见；（前几年，倒是有一种皮尔·卡丹牌的廉价电风扇闹出过一场事故。）第二，“往丹奴”从未有西服外套出品，“老人头”就更不知道要去哪里买；第三，若一个在中环出人的中产男人以这样一套行头出门，他不是有病，就是准备好了要出席一个疯狂的搞笑派对。
类似的错乱想象，在对干时尚杂志的批评文本中亦俯拾皆是。《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天涯》04/00）就是我最近碰巧读到的一篇。作者说时尚杂志贩卖的“白领回味”包括以下时髦商场：“北京的燕莎、西单商场、上海的巴黎春天、广州的新大新百货。”燕莎和巴黎春天我不了解，反正广州的那一家从来都不是白领或中产的去处。当然我也只是笑笑而已，不过广州的白领们恐怕就会因此而郁闷起来。让白领们郁闷的方法，还包括把宝姿套装和香奈尔手袋说成是国际的“经典搭配”，等等。
这些的Bugs在上述语境中显得格外突兀，大概也是由“不甚娴熟得法的方式”所导致的。阿多诺（T.W.Adorno）在讨论瓦格纳的时候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文化的要害是“激情的冒险必须与世界性的乐趣配合”。香奈尔是一种“世界性的乐趣”，但是并不包括宝姿。皮尔·卡丹以及金利来等等，后者反而更为接近于“激情的冒险”。把局部性的乐趣包装成世界性的乐趣推销给读者巳是误导，但是对于时尚杂志的批评如果继续地以讹传讹，就会有这样糟糕的结果：本来偏瘦的甲被乙说成是胖子然后丙再去严肃地批评甲不该让自己那么胖。
在批评时尚杂志及其读者对于名牌的盲目崇拜，批评者最好先行对别人崇拜的名牌以及自己崇拜的名词认真地做做功课。比方说，不要根据时尚杂志的广告去推测它的“舆论导向”，也不要从别人的文章里直接引用别人引用过的阿多诺或哈贝马斯（阿多诺及哈贝马斯可能也是学术界对于名牌的时髦想象）——我之所以对《时尚杂志与大众文化》一文念念不忘，是因为这篇严肃的文章竟然会引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这样一本不很严肃的书——它说，百分之一百的化学纤维是中产阶级的主流衣料。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因为化学纤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份象征，中产阶级都比较喜欢天然纤维，即使是最时髦的化纤莱卡（LYCRA），在非贴身衣物中的混入量也不会多于2％。
不过，细节和符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笑过之后，我一次次地追问自己，多少也有点困惑，直到我读到了今年7月号的《读书》杂志，才彻底相信“彻底是城市人”的扎西多女士比那些喜欢想象另一种生活的人更为诚实。她承认，像“男人咂吧着烟袋，眯缝着眼看着婆娘大奶子一颠一颠地在灶间忙活”这样的文字让她倒胃。而《上海宝贝》的女主角“即便在公共厕所里与老外性交，也不忘提醒读者她穿的是CK牌内裤。这种细节的确至关紧要，但凡马虎一点，露出摊子上买的10块钱2条的大裤衩，那这场好戏可就整体掉价。”
这条内裤，可能就是时尚或者大众文化的全部秘密之所系，用不着劳动阿多诺和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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