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我所在的维也纳大学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我最后选择了最不让我头痛的哲学专业，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只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抠讲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前三年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去研究文学艺术——读人生大学。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编成一本集子出版。我就像个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理查德·施特劳斯之外当世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曲，我早年的诗句就是通过这为大师的艺术而流传下来的。

　　《新自由报》是当时维也纳最具影响的大报，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我的诗集得到出乎意料的赞许，使我有勇气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

　　不过，我最终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请我去见他，他用倨傲而又十分友善的神情看着我，问我带来什么“大作”，我便递给他我写的一篇小散文。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开始阅读我的手稿了，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当他看完最后一页，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这篇漂亮的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戴在一个年轻士兵胸前。

　　我有幸跻身《新自由报》副刊作者之列，使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权威，无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看法，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报纸的家庭，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身旁的这个在学校不冒尖、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采用了，在那些著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在家并不受到重视的我来发表意见。

　　实习记者张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