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快到戛纳影展宣布入围的时刻，我的电话便会响个不停，台湾的记者急着知道华语片又有谁雀屏中选，完全是金榜题名的关口。
华语片能提升到三大影展，与世界各国创作者平起平坐竞争，功劳首推三十年前的胡金铨导演，他以当时一部超龄旧片（他们隐瞒了出品年）《侠女》破天荒入圈戛纳竞赛，赢得最高技术大奖，成为当年港台影坛盛事。
但胡金铨是个单的个案。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导演密集而猛烈地在各大影展攻城掠地，从张艺谋的《红高粱》、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到李安的《喜宴》、谢飞的《香魂女》、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卫的《春光乍泄》等，华语片才撑出了一片天，在世界影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华语片在世纪末的风光，我以为很大一部分是世界史向一个被忽略的中国电影传统说抱歉。当然，内地、香港、台湾影圈不同的创作环境，使华语片枝叶丰茂地衍生不同的姿态，更使得华语片潜力雄厚，不断令人惊讶。有好长一段时间，华语片似乎加了护身符，去影展参赛是兵家常事，而且予取予得，备受恩宠。世界各大小影展如果不在片子中放一两部华语片，就表示它选片或抢片能力挺“逊”的。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气氛下，华语片似乎逐渐与观众脱节。电影节成了拍电影的新市场，名利兼收的光环竟成了许多创作者的唯一目标，本土市场的表现竟成了其次。
我目睹台湾一位导演在戛纳获奖后骄傲（并受伤）地向电视新闻摄影机说：“台湾的观众不看我的电影没关系，外国大影展肯定我。”
这个言论使我十分骇然。在政府各种奖金作秀的心态下，台湾创作者一味地对电影节趋之若鹜，完全不顾观众的市场的需求，终于使台湾电影在本土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百分之零点三。
为这个现象推波助澜的，还有世界影展的许多选片人，他们也许因为个人品味或猎奇心态，特别喜欢鼓励一些边缘性作品，于是一些实验电影、地下电影、DV电影便大量出笼，成为某些电影节的特色，也把中国某些阴险暗面渲染成一种现象。这些作品多半是一次性的，既没有行销市场的可能，在技术上和创作完整性上也嫌粗糙，不够成熟。尤其当韩国片、日本片也群起分食影展大饼时，这批电影便成为华语片辉煌过分的凄凉余晖。
华语片的辉煌时代已过去了。从今后，世界影坛不会再特别对我们恩宠，而我们也必须在公平的起跑点上与其他电影竞争，比创作力，比市场实力，比生存性。重要的是，电影节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目的地，如何透过电影节，转换成实际的市场效应和生存实力，才是使华语片有明天的永续作为。
作者：焦雄屏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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