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导演的年纪很大了，但我们都觉得他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仍旧在喝酒、在世人面前表现他的强壮，永远滔滔不绝。虽然生命毕竟脆弱，但我觉得谢导演的一生是圆满的。圆满是因为他的电影，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人物。

　　谢导去世和他儿子去世相差不到两个月。在他儿子去世的时候，我曾给他发过一个短信，我说，谢导演一生都是非常坎坷的，总是要和恶劣环境作斗争，他的影视生涯是艰难的，他的人生也有些艰难。但是他都挺过来了，他应该满足。因为他有那么多喜爱他的观众，看过他影片的观众都有了成长，有了心灵上的一份经历。我说，虽然他的儿子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但就如同他每次的艰难一样，我相信谢导演一定能够承受。

　　我曾和谢导演拍过两部影片，《清凉寺的钟声》、《最后的贵族》。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引领我走入了电影，使全国的观众对我有了最初步的了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感动。那是在1989年《最后的贵族》首映式后，肖雄告诉我说，谢导演看到我在首映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侃侃而谈，他高兴地对肖雄说，“又出来了一个演员”。我觉得他为自己能培养出一个演员而感到快乐。这件事过去了20年，可我还是记忆犹新，因为那时的我最希望得到他的赞许，可他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

　　记得在前年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他的摄制组找我做采访，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曾使编导和采访者吃惊。他们问我，认为谢导演是否还应该再拍电影，我说应该停止了。他们却说，除了我所有人都赞同他继续拍。我当时就说，不可能。因为今天的电影变化太大了，电影年轻了，观众也年轻了，谢导演如今的审美已经不适合年轻人了。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知道这句话对于谢导演来说，是不接受的。他在这之后仍旧找过我拍电影，曾经有三次专门为自己的电影来找我，我都在请他吃饭的过程中婉转地拒绝了。比如《乡村教师》，他对我说，他和教育部长许了愿，对媒体承诺了，一定要把这部影片拍好，他为他的剧激动着，他告诉我在福建、在温州，外景多么美丽，溪水多么湍急、独木桥和石礅在阳光的照射下多么好看……我说不能拍不能拍，可终于他还是拍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戛然而去也符合他的性格，没有因为特别煎熬的疾病夺去生命，而是身体衰弱以及儿子去世对他的打击所致。他曾经高兴地对我说，袁伟民带着女排的姑娘们来看他的《高山下的花环》，女排姑娘们看得痛哭流涕，袁伟民握着他的手说：“谢导演，你的影片这么痛快。”谢导演认为，袁伟民的一句话，点出了悲剧的一个美学概念，即“痛快”，它宣泄出了人们精神世界中的郁闷。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今天的电影都是从他的电影生发出来的，陈凯歌也好，张艺谋也好，陆学长也好，他们一定是在谢导的电影里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