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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国近代文化实验的场所，很多文化上的‘中国第一’都在香港发生，第一份日报;；第一本现代主义小说《地的门》；‘后现代’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并被使用也是在香港，1983 年的《号外》杂志里；当香港电影节第一次有了亚洲电影部分的时候，《黄土地》代表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石破天惊地在那次向世界宣誓出来；之后到1983年出现舞台剧剧场，80年代末，‘进念20面体’到台湾演出，台湾的小剧场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小剧场第一次结集演出，就叫《十月》，就来自‘进念 20面体’的作品名字。香港一直都有很实验很新的东西出现，缘于香港一直以来都比较开放，容易接受外面的东西。问题是大家都躲起来做自己的东西，不与别人沟通。可能（他们）与纽约、伦敦的人都很熟，但与隔壁的老太太互不认识，于是香港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展示出来的就像一个不完整的星座图。”
对于香港文化，梁文道如数家珍，此时的他不是平日里仅仅可以看到的某个电视台一个清谈节目的嘉宾主持，回到自己文化评论人的本来身份。“无论是做‘牛棚书院’的校长，还是在大学教书，在报纸上写文章，在电台、电视台做节目，我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利用它们各自不同的特色去工作。我也不会因为一个大众媒体有刻意的改变，我只是说一些大家都能明白的话，但性质，内容，立场是一致的。”
“牛棚”是香港艺术家的聚散地，有点像北京的西村，它的前身是油街12号，因为卖给了李嘉诚就搬到了现在的牛头角63号，这里是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护的建筑文物，干净而整洁，牛棚书院是其中的一个单位。
“牛棚提供一个公共的空间，提倡民间讲学，知识下乡。”听完介绍，人仿佛回到了中国的60年代。牛棚会找来街头小贩讲述和表演他们的“走鬼”（街头无牌小贩逃跑）经历，也请来大学教授将“走鬼”问题上升到社会性问题。
“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文化界，而应该是全社会有一个广泛连接，我们要讲的不是‘走鬼’是不是非法，也不是要教人 ‘走鬼’，我们只是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事实出发，然后把它变成理论，其目的是促成大学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也可能有的艺术家看到这个问题之后会想，可以更加有创意地设计出小贩车。我们搜集资讯是要它变成真正的知识。”
艺术来自民间，从“走鬼”的故事可以得到最好的诠释。但身处于一个个人主义意识泛滥的城市，牛棚期望的社会更广泛的连接会不会变成又一个“乌托邦”的美丽童话？
“香港人更关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不想与这个城市发生长久的关系，当移民潮出现时，大部分人不是去想如何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而是怎样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现在的生活，他们宁愿把温哥华变成另一个香港，也不愿意把香港维持成他们想要的香港。香港其实不仅要与内地融合，更应该将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东西积累起来形成一个鲜明的力量，但香港的过去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意识，没有意识就没有自己鲜明的身份。”
“而在这个移民城市，香港人崇拜李嘉诚那样靠自己力量取得成就的人，但大多数人忽略了这些人的背后有一个社会脉络支持他成功，在鼓吹靠个人力量成功的时候都忽略了更多的人被这种想法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香港人太相信香港神话，而总是将个人的失败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而不去想这一切会不会是社会的问题。”
没有积累的城市，是否预示着过去的都将会在时间里消失，而消失了过去，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未来。“香港没有一个自己说自己故事的机会，他一直是外人想象中的城市，想象中的文化，外人说对了一些，但总有遗漏，而且是系统性的遗漏，香港人在别人的故事中去了解自己，不断地被述说，被虚构。”
虚构一个人就是虚构一个人的历史，虚构一个城市就是虚构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虚构中，真实的模样无法存在。牛棚外，是在香港生活了好几代的印巴劳工，后面是新移民的无电梯的9层楼房，远处是有钱人的高级住宅。沿着街道，传统的岭南小店、米铺间混杂着卖进口红酒的小店，传统与现代接踵而来，真实地包容着。
“香港人像猫那样，人看世界只有一个平面，而猫看世界有很多平面。香港有包容性，但没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大家都只是对别人视而不见，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
人情世故就是这样冷漠？其实除了冷漠，不过是每个人并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城市，甚至自己，而我们面对冷漠，在责备这些为生存而忙的个体之前，其实应该想想，这个社会究竟给予了他们什么。
“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多元一些，有一定人数支持你的生活，比如与我一样喜欢一类书的人多起来，就可以养得起一家特别的书店，成为大家聚脚的地方。但香港太单一，说到夜生活，一定是钵兰街，尖东夜总会。香港有670万人，但670万人都很像。”
梁文道很怀念在台北的夜晚，有24小时的诚品书店，有咖啡厅，有画廊，有通宵电影，有阳明山上的月亮。
感谢《城市画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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