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三度缺席金像奖，此次最佳影片奖由向太（小图一）代领，

最佳导演奖则由公司代表（小图二）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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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琪峰，本届金像奖最大的赢家，香港电影最有实力的中坚派导演。并且不需要在后面加上“之一”这两个字。虽然杜琪峰已经连续三年缺席金像奖颁奖礼，但这也是他在金像奖拿到的第三个最佳导演奖。从７０年代无线电视台的办公室信差，到如今如日中天的导演，杜琪峰不仅是各类电影奖项的青睐者，更建立了自己的电影王国——银河映像。和杜琪峰的对话，因为时间紧迫，被分割成几次断续进行，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说得足够精彩。

　　“《黑社会》我用了一个大胆一点的角度，这就是我个人的转变，算是走入了一个新世界。至于什么叫风格成熟，我还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

　　南都：《黑社会》拿下了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个重头奖项，而且被认为是银河映像近年来风格最成熟的一部电影，你认为这部影片在你的作品中的地位怎么样？

　　杜琪峰：拍每一部戏，我都想尽力做好，但究竟出来的结果是最好，还是最差，我自己猜测不到。我觉得《黑社会》表达了一种与时代相关的东西。我自己觉得电影的取材，很多来自生活。而我的方向一定是从生活里寻找创作的要素，因为这些才是源源不绝的。至于什么叫风格成熟，我还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

　　南都：《黑社会》这部电影有很多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例如新旧交接、老中青三代、利与义，也有一种历史感，你是希望透过一个黑社会故事，来拍一部反映自己世界观的电影吗？

　　杜琪峰：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创作、故事方面，另一个是杜琪峰自己。先从后者说起吧。我拍电影，是一个从摸索、跟随至找寻自己的历程。进电影圈拍第一部电影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电影，当时我觉得可以由电视转到电影是一个理想，到了真正拍电影，才明白导演需要的能力相当大的，简单来说，就是导演在每一范畴都参与其中，或做出决定，例如音乐、剪接、灯光、摄影、美术、剧本、演员、主题等等。

　　在那一刹那，突然要从一个操作员式的电视导演，转到那种个人化、作品形式化的电影导演，这是一种摸索。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和摸索，当然最后出来的效果不会是自己所想的，因为你仍是一个服务型的导演，要考虑商业性，听从监制意见。

　　后来终于有机会去想自己的拍法，是从《阿郎的故事》（１９８９）开始的，然而，它仍是以当时的市场为主导，并不是作者本身。后来经历了一个大的蜕变，是拍《审死官》（１９９２）、《济公》（１９９３）、《天若有情》系列、《东方三侠》（１９９３）等等，到了《无味神探》（１９９５），我才到达一个以自己理念为主的阶段，并不是市场主导，观众看不看，我已不理会了，自己想怎样拍就怎样拍，后来便成立了银河映像。

　　银河映像的路线是将原创性放在第一位，在种种的基础上拍了《非常突然》（１９９８）、《真心英雄》（１９９８）、《暗花》（１９９８）、《暗战》（１９９９）、《大只佬》（２００３）、《柔道龙虎榜》（２００４）等电影。我想，这是否就是我的方向呢？如果我们继续用回《枪火》（１９９９）、《ＰＴＵ》（２００３）等等的那些方法，我们会否在电影世界中停滞不前呢？即使拍得如何精彩，也会慢慢在那个世界停下。《黑社会》便是一个新的想法，就我个人来看，这是一个时机，让我们改变一下自己对电影的角度。

　　《黑社会》我用了一个大胆一点的角度，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但是我想用这种理念去尝试。因为我觉得伟大的电影都是文学性比较高的。这就是我个人在拍摄电影阶段的转变，算是走入了一个新世界。

　　“我拍《黑社会》不是歌颂，或者同情黑社会，他们从来不是英雄。现在黑社会没什么空间，已经无处可逃。”

　　南都：创作《黑社会》这部电影出于什么初衷？

　　杜琪峰：１９９７年，当时写剧本的时机还不成熟，到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之后，我觉得时机到了，那时才开始动笔。从创作方面，其实我是想说一些关于香港的转变和迷失，在这个前提下，我来讲一个《黑社会》这样的故事。

　　南都：你为什么选择从“黑社会”这个角度入手呢？

　　杜琪峰：黑社会是文化、历史的一分子，纵使历史常常忽略它，纵使它不在好的那一面，但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黑社会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第一集里我讲黑社会的历史，第二集里就讲到黑社会如何在时代洪流下发生变化。我的意思是，黑社会没办法管好，英国人统治香港这么多年都无法控制，但明眼人看得很清楚，１９９７年之后黑社会活动明显减少。

　　现在黑社会没什么空间，已经无处可逃，黑社会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恐吓、报仇，以多欺少，但现在他们遇到了比他们还强的政府。但我拍《黑社会》不是歌颂，或者同情黑社会，他们从来不是英雄，而我从来都以公共秩序为重，维护占社会大多数的公众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事。